基本案情

　　JA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28日，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1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何某某，发起人为文某某、欧阳某某。

　　2018年12月7日，JA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，股东变更为文某某（持股占比36%）、欧阳某某（持股占比24%）、谢某（持股占比20%）、闫某（持股占比20%）。何某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，谢某担任公司监事。

　　谢某、闫某诉称，在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，欧阳某某利用其作为JA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级管理人、ZHYG公司唯一股东，以及ZHLG公司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，将ZHYG公司、ZHLG公司的日常经营开销等费用列在JA公司名下，从而形成虚假的借条。后欧阳某某指使ZHYG公司利用前述虚假的借条向外地某法院起诉，要求JA公司偿还1,309,058.91元，使人民法院最终据此判决JA公司向ZHYG公司偿还了1,309,058.91元。

　　因此，谢某、闫某认为，欧阳某某利用关联关系，让JA公司承担了本不该其承担的虚假债务，严重损害了JA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。谢某、闫某为了维护JA公司的合法权益，特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欧阳某某赔偿JA公司经济损失以及维权等相关费用。

　　裁判结果

　　四川自贸区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根据公司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，在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时，首先应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，而股东代表诉讼是在公司监督机制失灵的情况下的补充救济手段，其适用的前提是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。股东在公司利益受到相关主体的侵害时，一般不得立即以自己名义直接提起诉讼，而应履行法定的前置程序要求。

　　谢某、闫某分别系JA公司持股比例20%的股东，其在以自己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前，应首先向JA公司监事会或者监事提出书面请求，要求公司向本案被告欧阳某某提起诉讼。

　　但谢某、闫某提交的《催告函》系要求JA公司对ZHYG公司提起撤销诉讼，与本案请求、法律关系不同，不能视为对提起本案诉讼履行了法定前置程序。同时，谢某既是JA公司股东又是公司监事，具有双重身份。

　　谢某作为JA公司的监事，在JA公司法定代表人不代表公司起诉的情况下，有权作为公司的代表行使权利，不存在公司内部救济不能的情况。因此谢某应按照有关规定以监事身份代表JA公司起诉，而非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。

　　故谢某、闫某共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的股东代表诉讼，违反法定程序，应当裁定驳回起诉。四川自贸区法院一审裁定作出后，当事人未提出上诉，现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　　典型意义

　　本案为涉及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程序问题的一起典型案例。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权利遭受股东、“董监高”或其他主体侵害时，公司及其股东如何行使救济权利，设计了相应的法律程序。

　　有关法律程序总体上坚持了公司内部救济手段优先这一原则。在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，无法以公司为原告起诉时，赋予了有关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。因此，股东代表诉讼，是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失灵情况下的补充救济手段。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，应履行法定的前置程序。

　　在本案审理中，由于原告谢某本身具备监事身份，完全可以通过公司内部救济手段直接以公司名义起诉，但径行提出股东代表诉讼，有违相关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和初衷。故本院依照有关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，贯彻公司内部救济程序优先原则，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。

　　本案为四川自贸试验区的公司依法开展内部治理，充分利用公司内部救济程序，引导公司中小股东、监事等主体依法行使权利，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示范。同时，对于加强公司纠纷的诉源治理，该案也具有重要意义。